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已逾百年，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典篇章。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在内蒙古创建基层党团组织，初步实践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民族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在内蒙古的传播奠定了组织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率先在内蒙古发展统一战线，凝聚工农兵学等革命力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着力解决内蒙古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问题，领导了诸多群众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内蒙古的传播积蓄了群众力量。此外，内蒙古的早期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党团组织的鼓励下创办了革命刊物，通过汉蒙文多渠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迪群众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内蒙古的传播打造了宣传媒介。这些宝贵经验为党在其他民族地区全面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借鉴。
短视频作为数智时代信息传播新形态，具有多元主体、具象呈现、技术驱动、沉浸体验等显著特点，为党的创新理论形象化传播注入强劲动能。然而，鉴于短视频存在主题表达浅层化、叙事方式碎片化、价值追求娱乐化、议题设置市场化、内容生产同质化等问题，要从加强理论指导、强化系统集成、注重价值涵育、优化议题设置、重视内容把关等环节入手，着力使短视频更好地赋能党的创新理论形象化传播，切实将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
全球化进程开启后，在世界各国陆地疆域基本确定的背景下，多数国家政府对边疆争端的关注度逐步降低，转而将产业向拥有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市场规模较大、政策优惠较多的沿海国家与地区转移，使得产业转入地带形成新的“核心-边缘”结构，持续改变着地缘政治环境，也重构了传统意义的边疆。与此同时，某些边境地区因特定因素的影响，地缘政治纷争愈加激烈，进而产生了去全球化的取向，对全球化的格局造成了较大割裂。但“逆全球化”不可能阻挡全球化。中东欧国家陆海疆边境爆发战争后，引发美西方对争议区域采取“去全球化”举措，并产生全球化悖论。在此背景下，新高科数字技术、5G网络推动人工智能（AI）等快速发展，形成一种超自然态的地缘政治格局，使人类社会的边疆形态更加多样化。
王阳明的边疆治理思想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的发展，反映了从单纯依赖军事手段到综合运用多种治理策略的转变。首先，少年至青年时期，面对明朝严峻的边疆危机，王阳明主要关注如何借助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其次，被贬至贵州龙场驿、担任南赣巡抚及平定宁王之乱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仅依靠传统的军事征伐和政治控制等外在手段，难以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相反，通过加强道德教化、推行善政治理以获得民心才是根本之道。这一阶段标志着王阳明治边思想的形成，即从单一的武力征服转向全面的社会治理。最后，广西事件爆发后，王阳明出任两广军务提督。在此期间，他对使用军事力量更加谨慎，同时大力推行以德治民、招抚政策及理学教化等治理手段。总之，王阳明治边思想的核心在于将军事手段与道德教化、善政治理有机结合，通过全面提升边疆地区民众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治理水平，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边疆问题的深刻洞察，不仅形成了独特见解，更为中国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民族实体基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从政治主体、政治秩序、政治治理、政治安全维度进一步把握、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内涵，系统建构和多维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路径。从政治视角和政治高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契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和宗旨，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升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是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努力方向。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回应历史与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从立法逻辑看，其理论基础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经验的法治化升华，实践层面则依托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经验积累，实现了从差异赋权到平等发展的法理转型。在价值意蕴方面，通过法治手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多元一体”框架下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法治目标。在路径构建上，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统筹宏观原则与微观实践，协调中央立法与地方特色，以法律规范引导社会参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长效化发展。
民族国家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而国家观直接影响着对国际关系和国内社会现象的理解。青年马克思在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隔离政策的论争中，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观——一种基于差异性与同一性辩证统一的中介式国家观。国际关系的内容要素与国内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是同一的（要素内容上相同），同时也是差异的（要素作用方式和功能结构上不同），两者以国家为中介实现统一。从国家观的中介属性出发，反思知识生产中将民族国家的内涵抽象同质化或抽象特殊化的问题，重审此种知识生产产品对当下诸国际关系理论及国内社会现象的解释所呈现的理论缺陷与现实损害，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主体清晰且前提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世界资本逻辑的充分展开使重建共同体成为全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揭示了共同体形态演进的逻辑规律。以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从“虚幻”到“真实”是世界各国实现繁荣发展的逻辑诠释。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国际金融风险等现象，将虚幻共同体的本质暴露无遗；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系统性危机等因素，呈现出共同体演进的内在逻辑，即从普遍分离走向互惠合作的必然趋势；最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时代潮流、破解全球性危机、迈向“真正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当前，国家非常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小城镇社区治理是其重要选择。基于“国家-社会”研究框架，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小城镇社区治理实践的调查分析，小城镇社区治理具有党建引领明显、注重协同参与等特点，制度环境为社会组织参与小城镇社区治理提供了支持，并从参与主体等四方面描述了社会组织参与小城镇社区治理的过程。这种参与推动了小城镇社区在治理方法、能力、结构、效果等方面的变革，体现了“赋能与共治”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当前，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复杂的发展现状与多方面的现实制约：从现状看，呈现出对象的多元性和动态性并存、空间的集聚性和离散性并存、样态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乏并存、趋势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并存的特征；从阻滞因素看，面临着情境视角下风险社会的冲击、经济社会的非包容性发展，结构视角下城乡二元结构与“攻坚式”治理模式的未完全转换，以及个体视角下贫困文化影响与发展能力不足的多重掣肘障碍。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从构建风险防范机制、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激活内生动力同向发力。
生态道德属于道德范畴，指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的本质、体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水平并须成为人们的普遍信念而对人们行为产生影响的基本道德规范。生态道德可以分为承担生态责任的道德认知、以自然为友的道德情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意志和绿色生产生活的道德行为，以此为依据对内蒙古自治区9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生态道德状况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家庭长辈的环保理念和大众传媒对生态道德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的提升产生影响，对提升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影响最大的因素则是学校教育。从教育引导、环境熏陶、实践养成三方面出发，引导大学生遵守生态道德规范是本研究提升大学生生态道德素养的启示。
文化功能构成非遗立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虽在价值层面重视文化功能表达，但随着非遗保护实践的深入，其价值体系与技术规则难以覆盖现实需求，致使其预设的文化功能目标未能充分实现。建议修订《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确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核心地位，完善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北疆文化识别机制，强化政府对文化功能的执法保障权能，明确非遗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非遗实施权、不正当竞争制止权以及历史文化信息强制传播义务，以此实现非遗文化功能的规范化表达与可持续传承。
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非遗旅游产品开发的重要性愈加突显，而旅游体验的优劣则是非遗旅游产品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在旅游体验视角下，非遗旅游产品开发可分为创意、生产和流通三个阶段，包含非遗体验价值提取、创意灵感、体验要素赋能、非遗旅游产品设计、产品市场定位和体验式营销等策略路径，进而构建非遗旅游产品开发模型。在非遗旅游产品开发全过程中，应整体观照娱乐体验、教育体验、逃避现实体验和审美体验4种体验类型下的12个体验键码，方可获得具有丰富多元体验价值且满足旅游者消费需求的非遗旅游产品。非遗旅游产品开发模型需要在文旅产业发展实践中应用、验证并不断优化，呼伦贝尔市是内蒙古非遗和文旅资源的富集地，可作为这一模型的实践场域，进而实现地方文旅产业发展与学术理论提升的互促共赢。
<正>《前沿》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学术中心主办的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是中国社科院AMI核心期刊扩展版、中国知网CAJ-N网络首发学术期刊，双月刊，136页。《前沿》秉持学术本位、观照时代、理实结合的办刊理念，坚持守正创新，为学界搭建高品质的社科学术交流平台。
<正>二道井子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较为完整的青铜时代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能够全面揭示自身兴衰的古代聚落。遗址总面积5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1.3万平方米,清理出遗迹单位710余处,出土文物1521件套,先后被中国社科院、国家文物局评为2009年度重要考古新发现。